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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雁教授:重构乡村是我们的使命

发布时间:2016.04.21

 



当下,一边是中国的城镇化高速发展, 一边是传统农村深陷在旧文化的泥潭中。如果全国百分之十的村落是空心村的话,那么我们实际面临的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也是一个巨大的任务和问题。从一些相对欠发达地区来看,乡村文化重构的步伐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梯度发展的国家,区域发展是多样化的、多类型的,用一种方法、一种政策、一种理念都解决不了乡村的问题。

在深入乡村、规划乡村、治理乡村的过程中,多学科的运用是十分必要的,必须打通规划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旅游学等多元知识边界。在全球城市化的发展中,我们重新看到了城乡在空间上的地理差别和变革,看到了城市空间再生产的理论与变迁,看到了发达国家城乡之间的差别发生了质变:就像在美国看到的即便是一个人住在森林里、一个家庭住在农村并经营农业,但是他们也不是农民;即使住在乡村、住在很小的城镇里面,也是城市人。因为他们享受的是城市文明,他们以特有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实践着市民社会的生活体系。

从另一个方面说,能否把乡村的文化保护好,这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关注乡愁的关键所在。我个人强调重构乡村文化,不能单纯地由农民来重构,一定是社会文化精英来引导农民重构。如果农民能够重构新文化的话,那么传统农村就不会有几千年来不变残留落后的文化。文化重构,主要是找那些优秀的空间、优秀的地域精神,找那些值得传承的集体记忆来进行重构。其本质就是让农民市民化,让他们受教育、有价值取向和集体良知,像费孝通当年讲的在底层形成文化自觉、形成乡村的文化自觉,所以我们提出从乡村文化自觉到城市文化自觉的发展路径,是现代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再一次强调:重构乡村文化不是保护落后。理论意义上,那些能够值得我们记忆的特殊空间、有真正传统乡愁的村庄,像乌镇、周庄那样的村庄在1949年后并不是特别多。大量的乡村都是解放后建立的,多数仅仅是能够居住的空间,而不是具有文化特质的和地点精神的文化空间。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让大多数乡村人成为有文化的人、成为城市人、成为市民,之后再去建设乡村,才能够出现乡村的文化复兴。如果有那么一天,如区域的法国、德国及美国那样,在乡村里生活的人也有知识分子、高级白领和各种工程师,这样的乡村社会才能真正以重构城市文明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文化自觉。

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不是把农民留在那里就叫留住乡愁,而是要把那些文化、文脉和集体记忆保存好,并让他们过上现代文明生活才能够真正保护好乡愁。那么,乡村的乡愁通过什么来建构呢?就是尽可能把所有的乡村特色化、差异化,而不能出现万村一面的现象。比如欧洲的一些小镇,有的卖巧克力、有的卖旧报纸、有的卖老爷车、有的卖书、有的卖特色餐饮等等,特色产业不一定就是工业,更多的是文化,是历史。所以,我们强调保护原文化、原生态、原住民、原习俗、原风貌和原地点精神,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乡愁才可能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记得住乡愁、表达一种乡愁、能够保护好乡愁,必须是在现代化路径中、社会整体财富增加时才能达到。而我们研究城市可以知道,城市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同时也是财富中心,所以50%的城市文明表明社会财富增长进入了快车道,它对农村的保护、重建、文明和经济血液的输入也是很有助的。比如浙江和江苏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政府强大的财政能力有助于改变区域空间结构,表现出城市反哺乡村的功能。

加快城镇化就是建设现代化,现代化的结果就是城市化和城市的现代化。所谓现代性,换句话也就是城市性,乡村重构不是保护落后,而是要重构乡村的现代性,让乡村人有城市人的生活取向、价值取向和生存能力。传统的农村人是生产和生活不分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城市人是生产和生活时间相分离的,可以想象传统农村变成现代生活的聚集点、现代生活的小镇。正如孟德拉斯所说:那样的乡村里,农民的房子比城里人大、农民的冰箱也比城里人大,但那已不是传统农民,他们在敲响传统农业的丧钟,这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要想保护好农民、要想农民生活的好,就必须减少农民。要想保护好美丽的乡村和乡愁,必须发展现代化、走城市化发展道路,反过来才有能力、有经济、有技术去保护好这种正在消亡的村落和集体记忆。

转载自:《新华日报》2016219日第14版 智库专版

http://xh.xhby.net/mp2/html/2016-02/19/content_13767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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